关于本志 FRPS《中国植物志》全文电子版 iPlant

我国疆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孕育着极其丰富多彩的植物种类，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在18—19世纪，许多外国人就不断地到我国来考察和采集植物。但所采集的标本被全部带走，保藏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标本馆中。依据这些标本发表了大量的新科、新属、新种。但标本和文献资料分散于世界各地，给中国植物学家研究中国植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国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自20世纪初也陆续开始采集植物标本，并先后到欧、美各国查阅保藏在那里的植物标本和有关文献资料。最早到野外采集标本的是钟观光，他在全国十几个省区，共采集了10多万号标本。随后秦仁昌、陈焕镛、钱崇澍、刘慎谔等也在华南、东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等省区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随着植物分类学研究取得进展和植物标本的大量采集，胡先驌等曾渴望能着手编写《中国植物志》。胡先驌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种子植物科属志》。这是当时研究中国植物的最基础的参考资料。他曾在1934年中国植物学会第二届会议上说：“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编纂《中国植物志》。凡编纂各科植物专志者，应同时编纂《中国植物志》。”并希望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但这一愿望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而未能实现。然而，就在抗日战争前后，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陈封怀、郑万钧、秦仁昌、胡先驌、汪发缵、唐进、匡可任、王作宾、傅坤俊、冯国楣、吴征镒、简焯坡等仍然不断地在各地采集植物标本，特别是川、滇地区的植物标本，总数近百万号之多，为后来在各地区建立植物标本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还深入地研究了特定的植物群，如秦仁昌对蕨类植物，胡先驌对安息香科、桦木科、榆科、山龙眼科、茶科，陈焕镛对壳斗科、樟科、苦苣苔科，郑万钧对裸子植物，汪发缵、唐进对百合科、兰科、莎草科，耿以礼对禾本科，俞德浚对蔷薇科、秋海棠科，方文培对槭树科、杜鹃花科，何景对五加科，单人骅对伞形科，陈封怀对报春花科，蒋英对番荔枝科、夹竹桃科、萝藦科，裴鉴对马鞭草科、薯蓣科，吴征镒对唇形科、罂粟科，周太炎对十字花科，钟补求对玄参科、桔梗科，侯宽昭对茜草科，林镕、张肇骞对菊科，匡可任对胡桃科、杨梅科，孔宪武、简焯坡对藜科、蓼科等的研究，以及我国台湾和海外学者，如李惠林、胡秀英、黄增泉、刘棠瑞等的研究，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发表了许多论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文献资料。秦仁昌在英国Kew园工作时，曾到英国、瑞典、奥地利拍摄约2万多张的中国标本(包括相当数量的模式标本)照片；吴韫珍和吴征镒又根据当时世界上研究中国植物的权威H．Handel—Mazzetti的中国植物名录精心整理和考证，做成一套科学卡片；由蒋英、傅书遐收集的台湾植物资料与图片等，对于编研《中国植物志》都是极其珍贵的科学资料。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的辛勤努力，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植物分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国家的重视下，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数个以植物分类学为基础的植物研究所，并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负责组织全国的植被和植物资源考察，例如历时20余年的多次西藏综合考察、黄河水土保持考察、海南橡胶宜林地为主兼及南方和西南植物资源考察、中苏联合考察、南水北调考察、多人多次新疆考察等，在考察中也同时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此外大专院校、有关部门还组织了形式多种多样的考察与采集，如野生植物资源普查及中草药多次普查等，又增添了数量巨大的植物标本。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植物分类学工作会议，会上正式提出了编著《中国植物志》的任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先开始组织全国分类学家编写《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种子植物名称》、《种子植物形态学名词》、《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禾本科、蕨类)和《北京植物志》等；华南植物研究所组织编著《广州植物志》和《中国种子植物科属词典》；东北林业土壤研究所编写《东北植物检索表》；南京植物研究所（现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编写《江苏南部植物手册》等。这些都属于编研《中国植物志》的前期工作，既整理和鉴定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又培养训练了年轻科研人员。到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中，正式将《中国植物志》列入生物系统分类和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项目之中。

2．初创阶段

1958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启动了。首先，在1959年5月由钱崇澍、胡先驌等26位植物学家联名在《科学报》上倡议编写《中国植物志》。同年8月上报中国科学院，请求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于10月获正式批准，并于1959年11月11—14日在北京召开首次会议。此次会议形成了下列文件：1．《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组织条例；2．编辑出版条例和编审规程；3．编写规划；4．1960--1962编写及出版规划；5．编写规格；6．植物分类学术语表；7．著者缩写表；8．引证文献缩写表；9．被子植物按Engler系统（1936）的科号与分卷表。编委会第一任主编为钱崇澍与陈焕镛，秘书长为秦仁昌，下设秘书组，长期由崔鸿宾负责组织与管理工作。与此同时，植物研究所秦仁昌等于1959年9月首先完成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2卷（蕨类植物）。接着汪发缵、唐进、钟补求等分别于1961与1963年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11卷（莎草科一部分）和第68卷（玄参科一部分）。此三卷《中国植物志》的出版标志着编研工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当时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例如保存于国外的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难以看到，国内一些地区的标本严重不足，年轻人员缺乏训练等。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制定可行的编写规划和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需要合理地分工合作，统一的编写规格，严格的审稿制度和合格的青年科技人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制约《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因此在1961年9月召开的编委会扩大会议上，对组织条例、编写规程、编写规格进行了修改。1964年编委会决定《中国植物志》各卷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册出版，同时还制定了审稿办法。1965年编委会对审稿办法作了修改，并对某些规格作了变动，如把引证中的罗马字改为阿拉伯字等。1966年编委会决定组织力量优先编写经济意义较大的科。但此后不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曾一度停顿下来了，有10年之久未能继续出版。其间只得以编写出版《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方式，继续此项工作，以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也同时赢得了国家奖励和国际声誉，并进一步整理了资料和积累了经验。

3．恢复阶段

197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在广州召开了《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简称“三志”)的编研工作会议，要求逐步恢复《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此时主编钱崇澍、陈焕镛均先后辞世，老一辈的植物分类学家大多已故世或年迈体弱，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在工作恢复的初期首先调整了编委会正副主编和编委，增加了中青年编委。

从1973年和1974年开始编委会分别不定期出版《编写工作简讯》和定期编印《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以当代文献为主)。还编印了云、贵、川、青、藏等各省区的地名考证，拉丁文术语汇编，书刊及著者姓名缩写等工具书性质的资料。对统一编写规格和提高编研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与1963年第68卷的出版相隔11年之久，于1974年12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36卷(蔷薇科一部分)。此时《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又开始恢复和重新起步了。在1977年出版了第63卷(夹竹桃科、萝藦科)、第65卷第2分册和第66卷(唇形科)等三卷册。

4．高速发展和完成阶段

自1978年开始，《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又一次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国家在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提高编志质量，例如召开一些卷册的交流会，在一些地区召开座谈会等。此时编志的步伐明显加快了，于1978年出版了三卷册，1979年出版了十卷册，1980年出版了三卷册。在国家科委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中“三志”被作为重大项目列入规划，成为国家的重大项目之一，并成立了“三志”联合编委会，编研经费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共同资助。《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共获得中国科学院及省部级自然科学一等奖9项，二等奖32项，三等奖1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此后每年以平均4—5卷册的速度出版，终于在2004年9月完成了《中国植物志》这一巨著的全部卷册*。

《中国植物志》总共有126卷册，含300科3407属31141种，是世界各国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科、属、种数量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参加编研的编研人员312位，绘图人员164位，经过四代人的艰辛努力，终于初步摸清中国维管束植物家底，为合理开发利用植物资源提供了最基础的信息和科学依据，为国家可持续地开发生物资源作出巨大的贡献。《中国植物志》的出版为全世界所瞩目。在中国植物学家1979年访美时，曾提出与国际合作的建议，于1988年由俞德浚、吴征镒和全体编委代表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的P．Raven签订了中美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志》英文版的协议，成立了《Flora of China》编委会，并于1989年正式开始编研工作。《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实为《中国植物志》的增订、修改版或第二版，将与全世界专家合作、共同完成。这是《中国植物志》走向国际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编研工作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部(原国家科委)支持和资助下，大专院校配合下，共同合作完成的。全部著作由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出版。整个编研准备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延续了近80年，而从正式启动至全部完成亦经历45年之久。这部巨著的完成与出版无疑为我国可持续开发植物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