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植物资源的信息库。我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经过四代人的努力，300多位植物学家通力合作，于20世纪末完成了具有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巨著。与此同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全面调查本地植物资源的基础上，陆续编研并出版了各自的地方植物志。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单华南地区，就先后出版了《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广东植物志》、《广西植物志》、《澳门植物志》、《Flora of Hong Kong》等。这些植物志全面反映了该地区植物资源的蕴藏概况，为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深圳地处南亚热带，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暖湿润，东部和东南部的主要山峰，海拔均在600m以上（深圳最高峰梧桐山主峰海拔高943m），这些山地终年云雾缭绕，河流纵横其间，为亚热带沟谷雨林、常绿阔叶林、各类灌木和草本植物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生存空间。长达二百多千米的海岸线又为红树林和滨海植物提供了最佳的生长场所。所以，深圳地区的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迫切要求植物学工作者全面地调查深圳地区的植物资源。同时，由于深圳的经济发展迅速，基本建设规模巨大，对自然环境和植被资源造成较大影响，保护环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已迫在眉睫。因此，编写一套反映深圳植物多样性的《深圳植物志》是摆在植物科学研究人员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自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城管局领导均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给予资金、人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早在1983年，特区成立之初，就邀请广东省林业厅、华南农业大学与深圳园林系统的专业人员共同组成调查组，对深圳特区内的土壤和植物资源等项目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采集到植物标本1000多份。
1988年5月，仙湖植物园对外开放之初，时任园领导的陈潭清主任就提出，要开展深圳地区植物资源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工作，建立标本馆，为编研《深圳植物志》做准备。为此，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至1993年，仙湖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在陈潭清主任的主持下，成立考察组，先后多次到梧桐山、梅沙尖、盐田、三洲田和内伶仃岛等地考察，采集到植物标本约10000份，并建立了仙湖植物园标本馆。
1996年—1998年，仙湖植物园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及梧桐山风景区联合组成了“深圳考察队”，对梧桐山及邻近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察和标本采集，共采集植物标本近30000份。
1998年—2003年，受广东省林业厅的委托，仙湖植物园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合作，对深圳地区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资源进行考察，在此次考察中采集到植物标本近7000份。
2004年，在仙湖植物园李勇主任的主持下，《深圳植物志》的编研正式向深圳市城管局和深圳市科技局申请立项，并获得批准。为充实植物标本的收藏数量，仙湖植物园再度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合作，到深圳地区各主要山地、丘陵、海岛和湿地进行全面的考察与采集，共采集到植物标本30000余份。与历次采集比较，这次采集到的标本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除了上述几次较大规模的考察采集外，仙湖植物园的科技人员还组织了《深圳植物志》采集队、“仙湖·华农学生采集队”以及各种形式的采集小组进行植物标本的采集，从未间断。多年的植物资源考察发现了若干新种和较多的分布新纪录。
综上所述，20多年来，仙湖植物园共采集深圳地区的植物标本近70000份。这批珍贵的植物标本，为《深圳植物志》的编研奠定了基础。
2005年，《深圳植物志》编委会在李勇主任的主持下正式成立，编研工作随之开展。
2006年，仙湖植物园聘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专家，对馆藏的标本进行了全面地鉴定，为《深圳植物志》的编研做前期准备。随后，编写并出版了《深圳野生植物名录》一书，供编研工作参考。
与此同时，编委会讨论并确定了《深圳植物志》的读者对象，一致认为，除植物分类学专业的科研人员外，更重要的是涵盖大专院校师生、中等学校师生、中医药工作者、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园林部门的负责人、设计人员、造林工作者、绿化工程人员、苗圃经营者、园林绿化和造林工人以及植物爱好者等。在此前提下，我们吸取《中国植物志》和已出版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植物志的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在资深和有丰富经验的植物分类学家的参与下，制定了《深圳植物志》的编写规格，主要的内容如下：
一、《深圳植物志》收录的种类包括：(一)在深圳地区有分布并已采集到标本的野生植物；(二)在深圳地区已归化的外来植物；(三)在深圳地区有悠久栽培历史的植物(古树名木、外来植物或本地植物)；(四)在深圳地区被普遍栽培的园林植物和其他经济植物。
二、形态描述力求准确，正确应用植物分类学专业术语是关键，以《图解植物学辞典》(科学出版社，2001，詹姆斯·吉·哈里斯等著，王宇飞等译，王文采审校)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一册附的“植物分类学上常用术语解释”为依据。对于常用的专业术语，均在每一册植物志之后附图解，对于不常用的而又不易理解的少数术语则在该术语之后均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加以解释，以帮助读者理解。在形态描述中，作者在认真鉴定标本的基础上，以深圳地区植物标本为依据，客观准确地描述该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和变异幅度。
三、编入植物志的每种植物均附有一幅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形态图，全部图均附有比例尺，使形态图更具科学性，读者在利用植物志鉴定标本时，能图文对照，鉴定植物可更加准确，亦可避免因为特征图较少，单凭形态描述来鉴定植物容易产生误差的问题。
四、凡被收进《深圳植物志》中的种类，尽可能地附上在野外拍摄的原色照片。使读者除看到一种植物的特征图外，还能看到该种植物在自然界生长的原来面貌，附有不同物候期的照片。每张照片除附有编号、名称、学名外，还附有该植物的描述在正文中的页码，方便读者查阅。
五、分种检索表均采用人为检索表，选择种与种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特征列入其中，使读者在运用检索表鉴定植物标本时，能更为有效。
六、收入《深圳植物志》的种类，如遇有同一种植物所用中文名称和学名与华南地区已出版的植物志所用的中文名称和学名不一致时或发现有错误鉴定的情况时，均在文献引证栏内加以引证，以避免读者误解。
七、每种植物除有中文名称（含别名）、学名外，还附有英文名，以便于交流。
八、对各种植物的主要用途，特别是有毒植物，均有简明的阐述。
九、《深圳植物志》系列丛书共5卷，其中《深圳苔藓植物志》1卷，维管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4卷，共收录植物2800多种。
十、《深圳植物志》维管植物采用的系统排列如下：蕨类植物采用的是《Ftora of china》的系统(2013)排列，裸子植物采用的是Kubitzki系统(1990)，被子植物采用的是Croquist系统(1988)，各科的编号均与上述各系统所采用的编号一致，因其中有些科深圳无分布，故科的编号是不连续的。
十一、收进《深圳植物志》的每种植物均引证了1—3号标本，以方便读者查阅。引证标本列在该植物产地之后的括号内，括号内的人名是标本的采集人，编号是标本登记的编号。本志所引证的标本均存放在深圳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标本馆(标本馆代码：SZG)。如引证标本存放在上述标本馆之外的，则在引证标本编号之后注明该标本存放地的标本馆代码，本志所注明的标本馆代码及其名称如下(按字母顺序排列)：CANT：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植物标本馆；IBSC：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NOCC：全国兰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心标本馆；PE：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SYS：中山大学植物标本馆。
《深圳植物志》的编研工作，除仙湖植物园的科研人员外，还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以及深圳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共35位专家参与。
《深圳植物志》承蒙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先生题写书名，在编研的过程中，王文采院士更是给予全面地指导，对所有的文稿，均逐字逐句的审阅并修改，使《深圳植物志》的科学水平有很大地提高，编研人员普遍感到受益匪浅，特向王文采院士表示最衷心地感谢。
在《深圳植物志》编研过程中，承蒙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李泽贤和陈炳辉两位先生协助鉴定深圳地区植物标本和野外拍摄的植物原色照片；张寿洲、王国栋、曾治华、闫斌、陈珍传、邢福武、李沛琼、刘仲健、夏念和、秦新生、张荣京、王发国、王晖、陈巧玲和梁庆等同志提供植物原色照片；曾艳、杨红梅和黄义钧等同志协助编著者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